中國廣西全州縣衛生健康局日前關於「社會調劑」超生嬰兒且不留存任何記錄的一紙文書引爆了輿論。曾給億萬家庭造成慘痛禍端的「一胎化」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再度受到公眾撻伐。批評人士認為，當局雖然迫於輿論壓力宣布將幾名相關官員停職檢查，並就此事展開調查，但顯然是為了掩護這起事件背後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有評論認為，這份由縣衛健局發出的「信訪事項不予受理告知書」實際上相當於承認一些地方政府在調劑超生兒的政策下，進行了有組織的拐賣兒童。
官員搶嬰轉賣被洗白為「社會調劑」？
據中國媒體報道和家屬提出的刑事訴訟材料，鄧小周是全州縣安和鄉四所村農民唐月英、鄧振生夫婦的第七個孩子，在他不到一周歲時被當地計生官員以「社會調劑」超生子女為由強行抱走。
生於1989年9月8日的鄧小周有三個哥哥和三個姐姐，按照當時的計生政策屬於「嚴重超生」，需交各項罰款六千多元人民幣。按當時幣值計算，這是一筆巨大數額。
1990年8月25日，時任鄉計劃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長高麗君以到縣計生委說明情況為由，派車將鄧小周父母和大姐四人接到高麗君家，期間提起將鄧小周送人領養。晚飯後，高麗君讓鄧振生送剛買的紅辣椒回家，再把唐月英和兩個孩子送到縣城一家旅社住下。次日一早，五名陌生男女把鄧小周從唐月英手中強行搶走。此後33年來，這孩子杳無音訊。
曾在中國從事多年維護婦女權益、救助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原中共軍官姚誠對美國之音表示，以超生為由把被視為父母心上肉的小寶寶強行抱走，就是搶走。
孩子被「調劑」失蹤 父母苦盼骨肉團聚
成都傳媒集團旗下的紅星新聞網報道，唐月英至今記得，在高麗君家吃晚飯那天，高麗君的家公曾對她講：那個家庭很好，無子無女，在孩子大學畢業前，不給走親來往，30年後，孩子成家立業後，會回來認父母親的，等等。
報道說，唐月英、鄧振生苦等了近33年，卻等不到任何信息。夫婦倆決定，請律師和建人代書《刑事控告狀》進行刑事控告高麗君等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希望找到兒子鄧小周回家認親。
結果等來的是，全州縣衛生健康局7月1日簽發的一紙 「信訪事項不予受理告知書」。
政府行為被指突破人類道德底線
告知書稱，「根據20世紀90年代全區計劃生育工作嚴峻形勢，嚴格執行『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政策，對違反計生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強行超生的子女中選擇一個進行社會調劑，是縣委、縣政府根據當時區、市計劃生育工作會議部署要求和全縣嚴峻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需要作出的決定。」
告知書稱，「經核實，你們超生的孩子（屬第七孩）是由全縣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不存在拐賣兒童的行為。為便於和促進全縣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當時被全縣統一進行社會調劑的超生孩子去向，沒留存任何記錄。因此，我局對你們提出的信訪事項不予受理。」
從網絡社交平台的反應來看，尤其讓公眾感到憤怒和難以置信的是，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書中明確表述的「超生的孩子是由全縣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不存在拐賣兒童的行為」這一說法。
旅美人權活動家陳光誠對美國之音表示，超生嬰兒鄧小周所謂的「由全縣統一抱走進行社會調劑」是典型的共產黨明火執仗，不僅涉及拐賣兒童，而且突破人類道德底線。
當局倉促回應輿情 網友發文質問
關於超生嬰兒鄧小周被」社會調劑」的告知書引起網絡刷屏熱議後，桂林市政府新聞辦公室7月5日發布情況說明稱，責成全州縣對漠視群眾訴求、行政不作為的縣衛健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等相關人員停職檢查。該市新聞辦還表示，工作組將深入調查了解有關情況，切實維護信訪人合法權益。
一篇署名「江湖小舞」的網文問道，「調劑的孩子到底調劑到哪裡去了？這種所謂調劑跟社會上的拐賣兒童、販賣人口有什麼區別？調劑的孩子調劑給什麼人了？調劑一個孩子賣多少錢？調劑孩子的錢財流向了哪裡？調劑孩子的戶口落在了哪裡？調劑的孩子還能不能找回來，重回原生家庭？有沒有孩子在調劑中出現了意外夭折的現象？」
記者注意到，有關鄧小周事件和政府在大批孤兒被海外家庭收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文章已被中國一些主要門戶網站屏蔽。
評論：超生兒遭「社會調劑」曾是普遍現象
流亡美國的人權工作者、中國軍隊國家化推動者姚誠表示，十多年前，他為了救助當時受生育政策侵害的家庭和兒童，走訪了湖南邵陽地區的一些社會福利院，那裡收養了一些家庭的所謂超生子女，統一改姓邵，由來自歐美的人士交付「捐款」後領養。在美國的中國婦權組織出版的 《邵氏棄兒》一書有詳細介紹。
姚誠說，全州縣那份告知書所說的「社會調劑」，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但是這種事情在實行了幾十年的計生暴政下並非孤立個案，實際上就是政府在賣孩子。
中國官媒中青報2014年05月07日就報道了社會調劑超生兒的案例，題目是《被「調劑」了23年的人生》。
全州縣鄧小周事件曝光後，中青報這篇八年前的報道被一些傳媒和網友挖出轉發。報道中記述了四川達州一個半歲大的超生女嬰因父母交不起8500元超生罰款被計生辦抱走，後來以200多元的撫養費「調劑」給了三十幾歲娶不起媳婦的單身漢。
法律學者陳光誠指出，所謂的社會調劑是中共對人民有組織的犯罪，滅絕人性。他說，他任職的美國天主教大學一名來自山東的學生親口告訴他，其哥哥年幼時被計生人員強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
人權藝術家：公權力把人當作經濟作物
長期關注暴力計生侵害人權問題的一位中國藝術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所謂調劑超生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官員的指導思想沒有把人當作人看，而是當作經濟作物，可以利用權力手段加以調配，以適應他們的經濟發展戰略。
他說，「出現法律糾紛，法院只要是關於計劃生育案件概不立案，由於官員（政績和升遷）在政府實施計劃生育一票否決權的壓力之下，地方政府為了達到上級下達的指標，採取各種非法和非人道的手段不足為奇，黨組織是不會錯的思想支撐着他們的獸性。據我所知，像邵氏孤兒的調劑現象只是其中一種手段。」
湖南邵陽地區「邵氏棄兒」事件是一起政府沒收嬰兒事件，被認為是一起搶嬰牟利惡性事件。
美國之音2011年曾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官員利用計生政策賺錢和湖南邵陽計生幹部搶嬰牟利的報道。在此之前，香港南華早報和財新傳媒《新世紀》周刊也先後作過相關調查報道。
邵氏棄兒換錢 國際收養諮詢機構標明「中國政府收費」
據財新傳媒和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報道，2000年前後至2005年，湖南省隆回縣、洞口縣計生辦為獲得社會撫養費，將疑似未婚先育、超生、抱養、不符合收養規定的孩子強行「沒收」，向其家人索要約萬元人民幣的社會撫養費。嬰兒家屬若贖回不及時，計生辦偽造文書使嬰兒身份變成「棄兒」，送到福利院統一改姓「邵」並改名。
據介紹，由外籍人士收養，這些福利院獲得3000美元的「贊助費」，計生辦工作人員也會從中得到1000元人民幣或更多的提成。
美國一家為收養中國兒童的家庭提供諮詢服務的非盈利機構在其官網列出的各種費用總共為17000到27000美元，其中包含往返旅費和「中國政府收費」（Chinese government fees）。
這家諮詢服務機構強調，由於中國收養過程的結構化性質及中國人的整體誠實，收養家庭可以放心，飛往中國去接收被推薦給他們的特定嬰兒，並且所付費用與收養機構提供給他們的費用表會相當接近（差額在 50至150美元之間）。
評論：利用超生嬰兒的灰色產業鏈
那位關注人權的藝術家還表示，中國一些地方基層到區鎮村級別，公職人員會把超生的嬰兒直接賣給人販子，醫護人員直接從中得利，地方計劃生育的官員會提成，形成一個灰色產業鏈。他表示，中國拐賣兒童案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超生嬰兒。
他說：「計劃生育可以說，從上層到基層都是參與者。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沒有提高人口質量，而且還拉低了人口質量，農村有一胎半政策，而城市職工只能一胎，從教育資源來說，差距很大。現在又鼓勵獎勵生育，可看出決策者是沒有任何理論依據，就是權利的任情狂妄。」
獨立時評人、自媒體《王劍每日觀察》主持人王劍在油管（YouTube）視頻中指出，把超生的孩子，特別特別是交不起罰款的孩子送走，這是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普遍的做法。
他說：「以社會調劑的名義把這個孩子送走，甚至販賣，相當普遍。用社會調劑的名義，是把人物化。把人變成一個物品，調劑是互通有無的意思。調劑是針對物品，沒有針對人類的。你可以看中共是把人類物化，就是變成物品。第三，計劃生育政策禍國殃民，殘害中國人民數十年，這是中共滅絕人性政策中影響最廣、危害至深的一項。第四，計劃生育在中國成為了另外一個禁忌議題，和文革一樣。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深入的揭發這件事情，讓世人了解。」
評論：計劃生育政策是殺人基本國策
長期研究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是《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書的作者。
他認為，人口增長有一個內在的調控規律，不需要人為的計劃生育，而長期錯誤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了當代中國年輕人的生育觀、生命觀和他們的思維模式。
易富賢教授早些時候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早在1991年就該放棄一胎化政策，才不至於出現當前如此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壓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社會問題。
今年早些時候，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爆中國輿論場後，有人把計劃生育帶來的廣大農村成年男子（俗稱「光棍漢」）的過剩現象與拐騙婦女犯罪活動和買賣婚姻惡習聯繫起來。
關注計生暴力的人權藝術家對美國之音指出，由於中國重男輕女的現象嚴重，好多地區，為了生男孩，把大量的女嬰丟擲荒野。他說，福建有一個村莊，有個地方是專門丟棄女嬰的地方，孩子都是活的，因為沒有護理或者蚊蟲叮咬野狗蠶食，慘不忍睹。
流亡美國的原中國海軍司令部軍官姚誠認為，被中國政府列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反人類的殺人政策，只有從上面否定這個殺人的基本國策，才能解決該政策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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