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局 —— 二十大前中國政經透視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備受世人關注。習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規續任中共黨政軍最高職務？圍繞着20大的權力布局、割據或爭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等將會發生什麼？更重要的，果若習近平連任，他將把中國帶往哪裡、並將對世界產生何等影響？本報特設中共20大專欄，征邀和發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圍繞這些重大問題與各界朋友展開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交流、碰撞、辯論和探討。

2021年11月, 中共6中全會通過了第三份歷史決議，正式確立了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核心地位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導地位，這就是所謂」兩個確立」。按照中共官方宣傳， 「兩個確立」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 

外界通常的解讀是，已經接近完成十年任期的政治強人習近平，通過近十年來的集權運作，通過修改憲法任期限制，以及這份歷史決議，他將打破鄧之後江澤民和胡錦濤形成10年一任的慣例，繼續延續他的個人化獨裁統治。放眼望去，無論是理論敘事、組織和人事安排，一切似乎都盡在他的掌握之中，明年秋天舉行的中共20大不過是一場加冕典禮而已。 

然而切換視角，敏感的人們會發現，當下中國社會另一個面相則是百哀齊至，風聲蕭殺，暗流洶湧，苦寒之中孕育着變局。 

經濟無疑是最根本的風暴源。 

如果從官方數據來看，2021年中國經濟表現繼續強勁，GDP年增長率超過8%， GDP總值超過110萬億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根據中共中財辦某官員的說法，中國已經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標準。 

在疫情籠罩之下，全球產業鏈遭遇重挫，中國進出口相關部門表現尤其亮眼。2021年，全國貨物進出口高速增長，達到39.1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21.4%，貿易順差比2020年增加1524.4億美元。然而隨着歐美經濟恢復常態，東南亞諸國供應鏈恢復活力，中國進出口增長是很難持續的。 

而在整個經濟圖景中，除了進出口行業比較亮眼，大部分其他行業的表現可謂哀鴻遍野，經濟數據的繁榮掩飾不了無處不在的衰敗。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一定程度的細描： 

財政收入：根據流傳開來的官方數據，2021年全國30多個省市絕大部分都是收不抵支，只有上海財政有一定的盈餘，壓力最大的河南、四川、雲南等省，收支缺口都超過2500億元。前幾年媒體熱議的東北經濟坍塌，在更多省份蔓延。 

一葉知秋，東北小城鶴崗率先支撐不下去了。12月23日，鶴崗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關於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因鶴崗市政府實施財政重整計劃，財力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定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在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的狀況下，鶴崗最先宣布財政重整，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也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轉折點。 

無獨有偶，許多沿海省份也出現公務員欠薪或減薪現象，浙江某公務員在網絡上吐槽，說2021年減薪25%左右，今年績效獎金全部取消，而很多同行則在喊沒有拿到去年的獎金，更離譜的甚至要吐出上一年的績效獎金。一般認為，在中共體制下，公務員人頭費的支出比較剛性，不到非不得已不會壓縮這塊費用。而包括江浙滬在內的經濟發達地區都開始壓縮公務員的薪酬，可見想象整體財政收支惡化到什麼地步了。 

鑑於土地出讓金收入在財政收入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房地產行業的變局可以部分解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惡化機制。 

自2016年末中共中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後，房地產行業開始進入調整期，2020年以來調控政策加碼，各級地方政府和房地產相關職能部門，出台了各種各樣的限購，限售，限價，限貸等調控措施。根據知名房產中介服務商中原地產統計，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國房地產調控政策高達536次，而2020年全年則為458次。 

這些花樣百出的調控政策實質地侵害了房地產企業的自主經營權，損害了房地產市場正常的運轉邏輯，嚴重攪亂了消費者的預期，使得多年來持續上升的房地產行業終於整體遇冷。 根據貝殼研究院統計，前11月，一線城市累計成交金額與面積分別同比增長12.4%與17.4%，二線城市分別同比下降6.6%與23.3%，三四線城市同比降幅達24.8%和34.5%，時間線上明顯呈現下降趨勢。 

銷售不暢，加上各種融資限制，導致房地產企業債務紛紛暴雷，其中最典型的當然是恆大的債務危機，作為房地產行業的典型，恆大在全國有1300多個樓盤，是高周轉高負債高槓桿的房產企業的典型， 其匯總債務接近3000億美元。下半年以來，恆大債務暴雷不斷，引發全球資本市場震盪，甚至連美聯儲也表示關注，而如何化解這些巨額債務減少震盪，相關各方迄今依然拿不出有效方案。 而實際上，包括碧桂園，融創，綠地等其他行業巨頭也程度不等的深陷在債務困境中。 

在這種巨大的市場壓力倒逼之下，官方不得不放鬆對房地產行業的融資監管要求，中共在12月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對政策調門做出調整，強調要穩字當頭，但依然沒有放棄「房住不炒」的調控思路，在相互衝突的政治目標約束下，地方政府既缺乏政治空間也缺乏財政能力來支持房地產行業，而消費者對房地產行業預期也已發生深刻變化，觀望心態明顯，房地產行業要重拾升勢依然阻力重重，而作為其自然結果，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將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作為公權力對市場最粗暴干涉的一個典型，2021年一個必須被提及的事件，則是教培行業所遭受的政策重捶。2021年7月，官方「雙減」政策正式發布，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培訓機構不得高薪挖搶學校教師；嚴禁聘請在境外的外籍人員開展培訓活動等。隨着監管趨嚴、教培的生存空間被扼殺，在政策夾縫中發展成為萬億市場的教培行業基本被歸零， 相關上市企業股價大跌，上千萬行業從業人員一下子失業，但父母對孩子教育輔導的焦慮並沒有得到解決。 

另外一個影響更加深遠的被重捶行業，則是過去20年異軍突起的互聯網行業。這輪政策整肅的源起或許是2020年10月馬雲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對金融監管政策的批評。這個事件對阿里巴巴來說，是一系列厄運的開始，其中的典型事件包括螞蟻金服IPO被叫停，湖畔大學停止招生， 阿里巴巴被以反壟斷名義重罰180多億，阿里巴巴被迫退出很多行業的投資。在這輪整肅中，阿里巴巴肯定是最倒霉的，但肯定不是唯一倒霉的。 事實上，官方對互聯網企業實施了普遍的捶打，包括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等網絡巨頭都遭遇重挫。這其中，最為離奇的是滴滴的遭遇。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紐交所上市，成功籌集44億美元，但在7月2日，網信辦依據《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對滴滴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審查期間停止新用戶註冊，後來專案組進駐滴滴進行調查，在政策壓力之下，12月份滴滴被迫宣布啟動在紐交所退市工作，並啟動在香港上市準備工作，截至12月30日，滴滴市值僅剩238億美元，半年時間市值蒸發約436億美元。 

實際上，作為合法性缺失引發的焦慮的表現，中共對科技巨頭的焦慮向來有之，他們深怕這些互聯網巨頭大而不能倒，怕這些巨頭的影響力對政治安全形成威脅， 2020年12月11日，中共政治局明確提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這個主題一直貫穿着2021年的整肅過程， 即使在2021年年末，要給資本設立紅綠燈的說法，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依然悍然見之於官方紅頭文件。 

這一輪對互聯網巨頭的打壓，導致這些企業市值損失超過萬億美元，使得這些本來可以和谷歌、亞馬遜、臉書等國際巨頭同場競技的互聯網企業，其融資能力和業務開拓能力嚴重受挫，實質上扼殺了中國經濟體中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其長期負面後果無法計量。另外一個後果是，國際風險投資資本提升了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風險等級，後續投入中國市場的資本會顯著減少，中國經濟的長期活力受到嚴重折損。 

2021年，除了這些明目張胆的對市場的錘打政策之外，給中國經濟帶來不可承受之重的是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如果說房地產行業的變局對體制財政安全的衝擊是最顯性的，對教培行業的打壓是最粗暴的，對互聯網行業的打壓影響最深遠的，那麼疫情管控對經濟的衝擊則更廣泛、更全面，以致其真正代價難以估量，這個過程中，尤其是不計其數的中小微企業，面臨着滅頂之災。 

從全球來看，隨着新冠病毒的演變，以及疫苗接種的大規模推廣，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已經選擇與新冠病毒共存，不再實行那種大規模封城鎖國措施，疫情對經濟運行的衝擊得到緩解，因此2021年美國經濟強勁復甦，歐盟和日本經濟也都觸底反彈。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上，中國走了一條和世界主要國家完全相反的路徑，並形成了積重難返的路徑依賴，防控目標追求所謂「動態清零」政策。反映在政策舉措上，對國際交往實施嚴格管控，繼續施行類似關閉國境的做法，而對內則動輒封城，很多地方只要發生一例感染，就會實施封鎖， 而為了拱衛北京的安全，有病例散發的區域，則會取消前往北京的航班或鐵路運輸。 在病毒感染力增強，隱蔽性增強的背景下，事實上很難做到真正清零。2021年以來，廣東、深圳、上海、成都、杭州、北京、西北、東北等省市都斷斷續續發生疫情，在強大政治壓力之下，當地政府都採取層層加碼政策，動輒封城，或者勒令多個行業關門大吉。在這種政策措施下，經濟活動面臨極大不確定性，數以百萬計的小微企業被迫關門大吉，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傷害簡直難以估計。 

有足夠證據表明，上述政策基本上是由習近平本人直接拍板並推動實施的，符合其「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風格， 反映了習民粹主義底色下的認知框架。他對資本和科技有深深的不信任，對權力干預市場和社會卻充滿自信，2021年下半年「共同富裕」政治願景的提出，是以一種新的美好修辭來表徵習的經濟主張。迄今為止， 「共同富裕」的內涵依然語焉不詳，其對應的政策框架並不清晰，但其中包括的官方干預傾向和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指向則是不言而喻的。社會輿論也把對科技巨頭的打壓、對流量明星的巨額罰稅和「共同富裕」聯繫起來。在經濟下行、社會創富動力削弱的社會情境中，這種政治口號顯然是對經濟發展長期信心的侵蝕。 

總之，2021年中國經濟承受了多重重壓，發展前景十分暗淡，並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習集權和決策導致的後果。經濟發展績效作為中共合法性主要來源的模式下，習決策帶來的經濟衰退會如何反噬其自身政治資本， 將是十分弔詭的過程。 然而，經濟雖然是很重要的風暴源，卻並非醞釀未來風暴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的衰朽，權力結構的變化，官僚系統效能的下降以及群體社會心理的變化，都是值得分析的重要視角。 

回到本文開頭，中共19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兩個確立，畢竟只是一份文件，而文件並非政治神器，缺乏法理支撐或結構支撐的個人化權威，始終面臨着很多內在的結構性的挑戰。 

在民主體制下，權力來源是由清晰可見的選舉程序提供的，權力合法性受憲法保障，執政者並不需要任何文件或一套獨特說辭來證明正當性。 但在中共專制政體下，合法性始終是其領導人不得不面對的最核心挑戰，領導人往往需要樹立一套理論體系來作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偽飾。 傳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以實用主義為底色拼湊成的鄧小平主義成為替代品， 「改革開放」是其標準敘事。 

然而，習的精神氣質和政治淵源，使他無法成為鄧小平主義心甘情願的擁躉。 習主導下的政策措施，被民間輿論評價為並「開倒車」， 客觀上拋棄了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改開敘事」－－中共19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十大堅持中，居然沒有提「堅持改革開放」，由此可見一斑。習的權力野心促使他需要創建自身的理論體系， 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應運而生。 這套政治說辭，實質上是揉雜了傳統文化、權力崇拜以及威權管控的混合物，缺乏內在一致性和體系化，根本無法從理性和邏輯的角度轉換成一套嚴絲合縫的意識形態說辭，無法成為官僚系統內在的行為規範指南，而是靠權力的威脅和恐嚇來推行，實踐上僅僅停留在表象和口號式的表演中，即使被確立為中共主導性理論，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依然不是一種有效的組織粘合劑，彌補不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的空虛。根據網絡搜索，全國已經有各類習經濟思想法治思想等等研究中心等數百個， 這類研究機構的泛濫，恰恰說明了形式主義才是官僚體系表達政治忠誠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習上台以來，通過多年的政治操控，中共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微妙的變化，所謂的集體領導已經式微，原來的寡頭共治變成了習個人大權獨攬。然而，習個人化權威的上升是以組織退化或官僚體系功能失調為代價的。維繫官僚體系的忠誠和效率主要靠利益贖買以及政治脅迫，但在各種反腐敗運動衝擊下，官僚體系成員的無風險收益率持續下降，而問責壓力則不斷增加，官僚體系的吸引力下降，內部蘊含着重要的離心傾向。疫情防控則是這種離心力的進一步強化，因為官僚們疲於奔命，卻又討不到什麼好處。廣東，江蘇，山東，陝西等多地幹部因為疫情防控履職不力，內蒙，被通報、免職、立案調查，數千大大小小官員被免職，這背後肯定包含着更為廣泛的抱怨。 

習事必躬親的做法，也會使官僚系統無所適從。 習對陝西秦嶺別墅的痴迷式干預，包括對廣州榕樹保護的直接干預，在官方操控的敘事下，看起來都是民意的加分項，然而這種做法對官僚體系能動性的抑制，對官僚體系積極性的挫傷，都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效果肯定是體制效能的退化。套用一個流行的說法，這也是官僚體系內卷的一種過程，最終需要習的權威為之買單。 

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大功效就是通過憲政制度安排，合法的程序化的解決權力交接。而獨裁體制的致命挑戰是其接班人機制，無論是君主專制，軍事或宗教獨裁體制，接班人之爭往往是殘酷的血腥的，其中充斥着無數父子相殘兄弟相殺的人倫慘劇，對獨裁體制來說，這是一種接班人詛咒。由於習打破慣例，鄧江胡時代形成的接班人機制被廢除，而習畢竟不可能萬壽無疆，中共將不得不面臨這種接班人詛咒。 

敏感的社會觀察者已經留意到，雖然有着大國崛起的官方敘事，雖然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但維穩手段和社會控制的不斷強化，使得中國社會內部越來越有強烈的窒息感，社會不滿因為缺乏表達渠道和宣洩方式越來越沉潛為一種強烈的憤懣， 謠言工廠和飯桌上人們的竊竊私語，都可以快速傳遍到普遍的輿論空間，構成不安的社會氛圍。 

正如學者趙鼎新的研究所指出的，國家對公共領域的全面壟斷，使國家政治與個人生活的聯繫非常直接而清晰，國家控制的一體性造成怨恨的趨同性，社會會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形成大致相同的話題和悲憤情緒，社會蘊藏的不滿情緒會不約而同的明確而集中的指向國家，而無需特別的組織和動員。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成為一種逆向動員結構。 

新冠疫情籠罩之下，這種怨恨趨同性可能會越來越強烈， 普通民眾對新冠疫情的傳播方式、致病率、疫情死亡率等等都缺乏必要的認知。因為如果對病毒有理性化的認知，那麼「清零」政策就會被質疑和反對，為了強調「清零政策」的必要性，官方會嚴控任何質疑和反對，甚至連張文宏這樣的抗疫英雄都因為含蓄提出「學會和病毒共存」而遭到整肅，被勒令謹言慎行。 

而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畢竟是不能完全封鎖的，隨着歐美國家對疫情防控採取的另一條路徑越被這邊「看到」， 官方必然會渲染對病毒的某種恐慌，反覆的核酸檢測，公布感染者的流調信息，動輒封小區，甚至封城，都是一步步強化社會恐慌的規訓手段。普通民眾對封小區、封城的必要性和代價既無法參與討論，也無法影響決策，只能在這種恐慌心態中戰戰兢兢的祈禱自己不被捲入其中。 但在一個複雜系統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非意圖後果的，通過製造社會恐慌中獲益的，也必然會為製造社會恐慌付出代價。 

簡單的說，疫情造成的社會恐慌，已經讓社情民意無所適從，一個穩定社會所需要的心理基礎已然不復存在，這對反覆強調穩定的體制來說不啻是一個噩耗。 

研究革命的學者（Davies)認為， 「政治上穩定還是動亂，歸根到底，取決於一個社會中的心理狀態和情緒」 。他同時認為，最容易發生革命的時刻不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困頓的時刻，而是在經過長期發展之後突然發生逆轉。學者的這些警示雖然不是直接對當下中國發言，但其中隱含的相似性無疑令人聯想。 

對於習來說，過去若干年在權斗場上歷經坎坷，到中共20大，本來以為可以穩坐釣魚台，享受大權在握的豪橫，但高處不勝寒，權力舞台永遠不可能成為Merry-go-around。在矛盾深化、衝突加劇的政治社會情境中，掌聲和鮮花都是表象。習權力的上升，恰恰可能是反對習主義的力量上升之際，這種黑箱政治，或許我們無法－也不必一一細描，但邏輯上存在的，現實中往往也存在。 此外，一個舞台壟斷不了所有的劇目，當經濟走向衰敗，當社會不滿、社會壓力日益滋長，這些另類的力量會塑造各種新的舞台，而這些才是值得觀察和留意的。不管官方主導的權力過程如何穩定有序，中國社會內部已經暗流洶湧，巨浪會在某刻忽然噴涌而出。

（作者金堅為國內特約作者，此文為《議報》 「中共二十大專欄」文章之二，原文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