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

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里，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麼「不公平」。面對趕來救援、採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着，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裡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裡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裡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麼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着「危房」的院子裡，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裡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一場地震之後，這裡依然是那個需要更多關注、幫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麼能幹得了？」

他們在一家生產兒童扭扭車、溜冰鞋的工廠打工，綻玉娟的工作是給扭扭車裝上按鈕，然後送檢、填寫報表。老員工講了半個小時，就讓她自己上手。她從沒填過報表，遇到不會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別人的袖子請教。到第三天，她已經像個熟練工，還可以幫幫沒太學會的丈夫。

三個月過去，她已經適應了這份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這天是綻玉娟的夜班，零點後，剛放下手裡的活兒，她看到丈夫發來的消息：村裡有房子塌了。幾分鐘後，又有同村工友打來電話，家裡地震了。

她立即撥通了家裡的號碼，女兒告訴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歲的外甥被壓在房子下，家裡人正在幫忙救援。

陳家村正在經歷慌亂一夜。地震來臨時，有村民在睡夢中被晃醒，來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還沒反應過來，被倒塌的牆面和屋頂埋在了下面。

跑出來的人們聚在廣場上，陳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彈出：誰家房子塌了，誰家的人被壓在下面了……村民們相互幫忙，在一堆堆磚塊和木頭中間，尋找着他們的親人或是鄰居。

救援力量到達時，村內大部分遇難者的屍體已經被抬出來，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說，陳家村共有七個社，遇難者有二十餘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難。

婆婆告訴綻玉娟，大家跑出來以後沒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點燃玉米稈，圍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綻玉娟和同在廈門的親友們都盯着網上的直播，討論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說，回去也幫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對丈夫說，「把孩子抱在懷裡面，跟他們睡一會兒、玩一會兒也是好的。」

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個在廈門打工的老鄉要趕回去。其中，一位和綻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親壓在屋子裡已經確認遇難，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飛機。

綻玉娟和另外四個人結伴往回趕，路上，他們討論着村裡的救援情況、可能收到的經濟補償，沒有人提起和死亡有關的事。晚上八點多，在從蘭州機場到陳家村的路上，綻玉娟收到朋友發來的視頻，孩子們和奶奶坐在帳篷里，身上沒看到明顯的傷痕。

綻玉娟他們五個人趕到陳家村安置點，已經是20日凌晨一點，村民們在臨時搭建的帳篷里歇下。夜裡氣溫降到了零下16度，五個人站在帳篷外圍着火爐取暖，因為回來太匆忙，他們的身上都只穿着單衣。綻玉娟急着見孩子們，可電話打不通了。

夜深了，帳篷內慢慢安靜下來，只有救援人員還在忙着安置剛回來的人、給沒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頂帳篷落腳後，綻玉娟盯着一個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會兒，走到女孩腳邊問，「這是？」孩子掀開被角，露出全臉，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兒。

震後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沒睡。早上七點半，夫妻倆挨個掀開帳篷門帘，叫着孩子們的名字。在同排最裡面的一個帳篷，終於有人應聲，小兒子見到綻玉娟，抱着她親個不停。

「不讓冬天閒着」

19日零點30分左右，已經睡下的馬木海麥接到了堂弟的電話，「你快來」，堂弟語氣急促，「兩個小孩被壓着了，沒了」，說完，便匆匆掛掉了電話。

回家路上，馬木海麥的腦子一團亂。一個月前，他通過勞務介紹到廣州工作，這是近二十年來，他頭一次出遠門打工。過去，他總念着孩子還小，不想離家太遠。如今，四個孩子中，大女兒和二兒子已經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經九歲。他想，該出去賺點錢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裡打視頻，兒媳說兩個弟弟太過調皮，他叮囑兩個孩子，「爸爸走了，你們要把嫂子的話好好聽。」視頻里，孩子笑着問他什麼時候回家，「兩到三個月，爸爸就回來了」，他說，那時候春天來了，臨夏暖和點，就在家附近打點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點多，馬木海麥趕到陳家村，看到兩個兒子躺在空地上，「沒辦法，送（下葬）掉吧」。

在這場地震中失去孩子的，還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滿素。他原本計劃着，等來年三月回家的時候，從惠州買一輛小自行車，那是19號晚上打視頻電話時，他答應女兒的。作出承諾幾個小時後，就傳來了女兒去世、母親和老婆受傷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裡有活兒就去哪裡。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閒着，村里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裡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歷。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只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裡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佘滿素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在陳家村，無工可打的時段從十一月開始，持續到來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個月的收入為零；以廠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資為例，外出一個冬天，可以多賺兩萬元。

出於同樣的原因，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只有十幾天有活干。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這裡一年四季都這樣嗎？」剛到廈門時，綻玉娟對這座南方城市充滿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氣候不像西北那樣乾冷，閒暇時，坐兩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邊，腳踩在沙子上面，軟軟的。

一天24小時裡，她無數次會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歲的小兒子：「不知道這個時候他有沒有哭，有沒有鬧？」

下班後到公園散步，看到別的父母帶着孩子在沙灘上玩，綻玉娟總會心生羨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帶過來，也在這裡玩，應該會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們一家人常帶着零食到黃河邊玩耍，看河裡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邊，綻玉娟給孩子們打視頻，女兒卻沒有想象中的興奮，反而有些嗔怪，「你們去哪裡玩了，都不帶我。」這讓她心裡過意不去，再到景區時，她只敢拍張照片發過去，配上一句：好好學習，等你放寒假了，我帶你來這裡。

她喜歡廈門的生活，自由、濕潤，與之相對的，陳家村則代表了封閉、落後與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親戚家串門，她幾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沒事幹，也沒有錢賺。

「被迫離開」的無奈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裡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面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採訪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找到小兒子的那天早晨，小兒子問綻玉娟，「你還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說。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裡沒錢呀。」

大女兒沒有說話，站在一邊流眼淚。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着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諮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只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着家裡。」

近幾年，縣裡為了鼓勵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務工獎補政策，比如發放交通補助、對穩定務工3個月以上的代表發放3000-10000元的補助。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裡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志剛的記憶里，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裡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處是經濟狀況終於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戶戶靠種植玉米、養牛羊維持生計，一年掙不到一萬塊，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里就能掙到三四千。

隨着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村里整體經濟情況得到改善，韓志剛明顯感覺到，近兩年有錢了，讀高中、上大學的孩子變多了。「像村里五六十歲的人，很多都是不識字的」，韓志剛說，自己只讀到了小學二年級，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學一年至少要花費四五千。

讓他犯難的是，村里也離不開年輕人。就像這次地震發生時，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輕人在，說不定能帶着他們一起逃出來。」即使現在，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這些事情，也都需要從外地趕回來的年輕後生們操持。

一個19歲就離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這幾天特意開車趕回了陳家村，他說，就是希望能給親戚鄰居幫上些忙。

錢、房子、生計

沿着陳家村的路，隨處可見掉落的磚塊、瓦片和木頭，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鐵門。道路兩旁的院門被貼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樣。村裡的屋院結構大體類似，三間主屋正對着大門，左右是兩間側屋。

散落在地的磚塊里，有不少是空心磚。和綻玉娟一起從廈門趕回來的馬文祥說，一塊空心磚六毛錢，一塊實心紅磚則要一塊多錢，為了節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時，會把空心磚和實心磚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損最嚴重的是土房和木頭房。一位村民介紹，相較於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氣性也更好，房齡超過十年的房子，多採用磚加木頭的結構。近幾年新修的房子則以水泥磚房為主。

去年，馬文祥夫妻倆用外出打工攢下的錢，在老舊木房旁邊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穩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墊得很高，從院子走上屋裡，要踏上四級水泥台階。在抵禦自然災害時，這樣的房子顯然更有優勢，除了台階和牆面有裂縫外，看不出太嚴重的破損。

這三間主屋的建造和裝修花了大約18萬，夫妻倆努着勁兒攢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補貼25000元，款項暫時還沒下來。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裝修，兩人還沒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廈門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裡沒錢啊」，他說。

和馬文祥夫妻倆一樣，外出打工者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蓋房和裝修上。

21日下午，綻玉娟推開自家院門，離家三個月，她仔細打量着屋子，地板磚裂開了一米多長的縫隙，原本貼牆站的衣櫃移了位，離牆有十公分的距離，櫃門齊刷刷開着把衣服「吐出來」，梳妝檯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裡主屋和側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剛裝修完，總計花了30多萬，包括公婆的「贊助」，以及借別人的10多萬。夫妻倆計劃，邊打工邊還。心疼損失的同時，綻玉娟又有點慶幸，新修的房子結實，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無法逃脫坍塌的命運，「要是家人沒了，掙再多錢也沒有用。」

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安慰，綻玉娟一直沒敢去同村馬海林家裡看看。馬海林是她婆婆的親外甥，40多歲，在地震中遇難。

馬海林家三間主屋和三間側屋結構類似，牆面用的自製泥巴和成土磚，木棒和木板作屋頂，再蓋上一層瓦片，幾乎是當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牆體貼上了瓷磚，側屋建的更早些。按當地風俗，公婆住進相對較新的主屋，馬海林和妻子分別住在兩間側屋。他家日子不寬裕，馬海林在鄉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顧老人和兩個讀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資。

地震時，屋頂塌落的木板砸在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牆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開木板，從臨近屋門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損毀不嚴重，公婆也跑了出來。但馬海林住的側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稈，壓着牆面向屋內倒塌，磚和木頭一起砸了下來。妻子叫了幾聲他的名字，沒有人應。鄰居過來一起幫着挖人，半小時後，馬海林被抬出來，已經沒了呼吸。

震後幾天，外界的救援物資一批批送達陳家村安置點，但帳篷仍是緊缺，幾家幾戶合住在一個帳篷里，一頂12平米的藍色帳篷里，最多同時住着八九個人，想翻個身都困難。

走還是留，成了陳家村打工者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低溫天氣下，房屋重建工作無法進行，村民們可能要在帳篷或是活動板房中度過這個冬天。

綻玉娟還是決定要走，「在家這樣待着，也沒有什麼事做」，她和老闆請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會被扣工資。

「這個工一年之內是打不了了」，馬文祥夫妻倆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裡。因為擔心之後房屋定損、重修一類的事務，家裡要留個主事的人。這天馬文祥到凌晨三點都沒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寫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離兩世。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