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廣播公司(ABC)根據信息自由法獲得的數據顯示，疫情期間維州居民共收到上萬份罰單，絕大多數罰單都沒有支付。在其他人生活正慢慢恢復正常的時候，許多人還帶着大流行病的宿醉。
大多數罰單仍未支付
25歲的單身母親Amala經歷過家庭暴力，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病史，她有三個不到5歲的孩子，住在臨時住所里。因為要照顧孩子，她錯過了心理健康治療。
有一天，她最小的孩子哭個不停，她開始受不了，帶着孩子們住到墨爾本郊外的親戚家。
當時是2020年7月，墨爾本正處在嚴格的封鎖狀態中。 警惕的鄰居報了警，警察很快敲開門。
Amala因違反首席衛生官的居家令而被罰款1,652元。警方說，她沒有離開家的合理理由。
近兩年後，這筆罰款仍然是Amala的心理陰影。她的律師，Youthlaw的Justin Jaramillo說，英語是Amala的第二語言，她對快速變化的法規感到困惑。
如今，維州政府繼續向成千上萬的居民和企業追繳罰款。從不戴口罩被罰款200澳元，到「非法集會」被罰款4957澳元。
2021年發出的11,362張與COVID有關的罰單中，只有約6%被支付，延續了2020年以來的類似趨勢。
當局後來撤回或取消了2321份罰單，但仍有8200多份罰單未付。政府發言人說，這些未結清的罰單中，有的受到質疑，或接受審查，或通過付款計劃分期付款。
那些完全無視罰單的人將面臨個人財物被維州治安官沒收。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會收到逮捕令。
政府發言人說：「罰款不會過期–所有債務將繼續被收繳。」
法律界呼籲赦免罰款
在封鎖期間，墨爾本人通常只有5個理由可以出門，禁止探訪其他家庭，有時還實行宵禁和距離限制。
數字顯示，超過一半的處罰被歸類為「一般」。一般類別包括數百名在反封鎖集會中被捕的抗議者，他們中很少有人支付了警方的罰款。
2021年，有700多家企業因違反COVID相關規定而被罰款，20至24歲的人受到的處罰比其他年齡段的人都多。
總體而言，被罰款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倍。
法律公司Inner Melbourne Community Legal的首席執行官Damian Stock是呼籲完全免除罰款的社區律師之一。Stock說，「在應對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時，本不應該有罰款。經過兩年的事後觀察，我認為我們可能反應過度了。」
Stock說，這些罰款是不相稱的，在某些情況下，對於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來說，罰款在經濟上是致命的。
「對於一個有中等收入的中產階級來說，1500澳元的罰款是相當大的負擔。那些依靠Centrelink福利生活的人根本負擔不起，」他說。
罰款向處境不利的居民區傾斜
2021年的數據顯示，罰款最多的地區是弱勢群體比例較高的地區。墨爾本的Hume, Casey 和Brimbank市政轄區的罰款金額名列前茅。這些地區也是Delta疫情爆發期間病例大幅飆升的地區。
考慮到人口因素，Brimbank和Hume等熱點地區的罰款率大約是墨爾本最富裕的市政轄區Boroondara的四倍。
對一些鄉鎮地區，包括Bendigo、Mildura和Swan Hill在內，當局尚未提供準確的罰款信息。
維州警方對罰單態度堅決
政府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些罰款 「在疫情期間對保護維州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們說：「任何藐視規則並將自己和周圍人置於危險之中的人都被罰款–無論他們住在哪裡。」
維州警察局長Shane Patton說，他「不確信」警官在按規矩辦事時有不相稱的行為。
來自東南莫納什法律服務的Ashleigh Newnham說，她的一位客戶因坐在Dandenong 購物中心（Dandenong plaza）的長椅上而被罰款，他剛剛經歷了驚恐發作，只是想喘口氣。
Newnham說，移民背景的人士即使對罰款提出異議，也會同意支付罰款，因為他們擔心簽證會有麻煩。
「人們收到罰單的原因往往是違規，」 Newnham說，「但由於他們生活中各種不利因素交叉，很難遵守居家限制令。」
今年計劃實施罰款優惠計劃
法律中心希望對罰款實行折扣，減輕人們的經濟負擔。該計劃通過維州的流行病立法正式確定，預計將在今年開始實施。
它可能會對有特殊情況的人給予折扣，如嚴重的精神疾病、成癮或無家可歸。資格標準尚未公布。
Stock說，標準需要「儘可能廣泛」，並說處罰應該與收入相稱，而不是要給固定金額。他呼籲政府與接受罰款的人聯繫，告訴他們他們有資格參加折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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