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元和149元
如果不是大數據推送,張含宇或許不會注意到,兩支男女用的洗面奶價格差那麼大。
去年,她剛進入華東政法大學(以下簡稱「華政」)讀大一,這個長發女孩「皮膚還不錯」,一向對化妝品沒太多了解。花149買了一支洗面奶之後,發現同品牌另一款男士洗面奶只要82元。一些「不對勁」的感受來自直覺,她看到女性用的洗面奶,宣傳頁有更多功能性的詞,「高度清潔、美白」,男性用的頁面就比較簡略。
張含宇在一個高中同學的小群里說起這件事,平時幾個朋友會在裡面聊八卦和吐槽。他們延續了高中的友誼,進了同一所大學,其中有三個人在讀法學專業。
意識到問題的是徐佳林。她對美妝頗有研究,從初中開始就關注了許多美妝博主,看過一些「化妝品紅黑榜」,也接觸過類似吐槽。作為一個「成分黨」,她在一個化妝品成分查詢軟件上查了兩支洗面奶的成分,發現成分、含量、功效基本相同。
如果還在讀中學,碰到類似狀況,她的第一反應大概會覺得沒什麼辦法,「太坑了,只能選擇一個平替或者不買」。但這一次她想,面對不合理,有沒有可能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
那時他們在準備「小城杯」,這個以公益為導向、面向司法專業學生的創意訴訟比賽,有許多關注「小事」的案例。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2019年,一位華政學子起訴迪士尼,讓對方修改了「禁止遊客攜帶食物入園」的相關規定。
將「價格差」確認為可能的訴訟方向後,這個法學三人小組又加入了兩個同學,其中一個是外校的研究生。用張含宇的話來說,屬於「法學小白勇闖一下」。
擺在眼前的是第一個難題,身處一所政法類大學,他們在專業的圖書館查過,發現目前國內沒有可參考的先例,也沒有「價格歧視」相關的法條適用於消費者。
被任命為組長的徐佳林找到了一個美國的集體訴訟案例——強生公司成人和兒童款防曬霜,成分是一樣的,價格卻翻了一倍,判決書里這樣寫道,「被告惡意使用備受尊崇的嬰兒標籤,利用了消費者的恐懼和謹慎」,最終訴訟勝利,強生公司調整了產品的價格差。
但放在性別差異上是否也成立呢?徐佳林腦中冒出了一個聽過的概念,「粉紅稅」。它在1930年代美國起草消費稅體系的時候被提出,指的是功能相同或相似的產品,針對不同性別的消費者,價格不同,通常女性更高,「粉紅」是刻板印象中女性更喜歡的顏色。
「我本來覺得大家都不清楚這個概念,結果在調查問卷里,『你是否知道粉紅稅存在』這個問題,選擇是六比四。」
這份問卷是他們設計的,調查公眾對「粉紅稅」的觀念——是否聽說過、是否會抵制、是否會維權等等,回收了三百多份,後兩個問題態度保守的居多。他們起初抱着有點天真的想法,這些或許能成為訴訟中的補充材料,證明「粉紅稅」值得社會關注。
舉證的辦法也是靠一群人「頭腦風暴」出來的:比如搜集調查問卷,自己試用來感受,最重要的是,證明兩支洗面奶的成分相同或相似。這對幾個大一學生來說並不容易,徐佳林找哥哥諮詢了成分鑑定的成本,得到了一個學生難以承受的高昂數字,只能用已有APP的數據作為參考。
走法律道路前,張含宇準備和商家溝通一下。電商的黑貓投訴平台、12315以及商家歐萊雅的微博後台,對話之前,她設想了許多種可能,怎麼應對對方的質疑。
但她沒想到並沒有這樣的機會,商家後台的「官方」回復是「兩款是不同的產品,實際成分與配方不同,簽收超過7天無法支持退貨退款」。她有點泄氣。溝通沒有太大進展,他們準備提起訴訟。
螞蟻和大象
指導律師趙娜和律所的同事們聊過這個案子,從業律師們覺得,能否立案並不樂觀。這基於一些行業共識,許多法官一眼能分辨出這類「參加比賽」的公益案件。學生們計較的很多是「小事」,也有「不肯和解,拖到比賽結束,遲遲不能結案」的例子,受理了、怎麼判後續都可能有輿論壓力,因此在一些法院,它們不那麼受歡迎。
更何況這是一個沒有被大範圍普及的話題,甚至包括趙娜自己。最初接觸到這個案例,她首先是被主題吸引的。「在消費中確實感覺到,一些精美的、針對女性的包裝價格會上升,但我(之前)沒有把它上升到『粉紅稅』的價值高度上。」
怎樣在現有的法律里,尋找合適的案由?趙娜想到的途徑是,從買賣合同糾紛的角度來解決。她幫忙理出兩個可能的選項:信息網絡買賣合同糾紛,產品責任糾紛,總之,回到事情本身。
這是這些年輕人職業生涯里第一次寫正式的訴狀,在趙娜的記憶里,過程磕磕絆絆的。他們從《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裡,尋找和公平交易相關的法條。最後又查閱《民法典》修改細節。
購買洗面奶的張含宇自然成了原告,她一直忐忑,真的能成功立案嗎?上交的材料改了好幾次,是被為難了嗎?一度有點想放棄,隊員之間就相互鼓勵安慰,「真搞不定也沒關係,畢竟國內沒有可以參考的法律。」
最終法院以「網絡購物合同糾紛」受理,大家一下開心起來——除了退款,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訴求,讓商家調整產品價格。趙娜告訴他們,法院大概率不會支持。不過他們還是決定寫,「萬一實現了呢?」
他們想達成的不止於一場法律糾紛。以個體訴訟,帶動社會關注,最終的理想狀態是,讓品牌在定價上做到「性別中立」。但如趙娜所說的,要求商家調整價格差的訴求,在立案過程中沒有被採納。
漫長的等待開庭期,張含宇接到了歐萊雅打來的調解電話,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聽上去「態度誠懇」,她記得對方的大概說辭,「基於對消費者體驗的重視,願意配合退掉這149元」。
似乎一切進展順利,甚至不需要雙方面對面溝通,更不用對簿公堂,退款訴求就得到了滿足,法院也覺得,可以雙方和解結案了。
第一次面對這種狀況,張含宇特別慌忙地給趙娜打了個電話,指導律師趙娜不支持和解,但她還是把選擇權交回同學們手中。
起初張含宇他們也不想接受和解。如果進入訴訟階段,面對更大的風險,他們有能力承擔嗎?一旦敗訴,不僅會留下一個負面的案例,也可能要承擔更專業、更高額的成分鑑定費用。
最終,他們決定接受和解。在和解協議中,對方向他們提出要求,承諾不在任何社交網絡平台發布或向第三方(包括媒體)談論這個案子,如果對品牌形象造成影響,需要她們來承擔損失。
「有點嚇人,有點過分」,這是徐佳林看到條款的第一反應。起初憑着初生牛犢的勁兒,沒想過後面會面對什麼,提起訴訟很大的動力源於「驚訝於粉紅稅存在範圍之大,很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
對大一學生來說,面對一家知名五百強企業,不時會從這樣的細節里感受到壓力。他們私下開玩笑相互安慰,「反正以後也不會去歐萊雅當美妝博主」。至於和解協議,大家一致認為不能簽。「無論是訴訟,還是這個課題本身,簽了就違背我們原本的初衷。」
趙娜也理解他們的難處,面對一家強勢的大企業,又要考慮後續風險,她能感受到大家的壓力。「國內現在這塊比較空白,但在國外有專門的粉紅稅相關的公益組織去維權」,機構幫助個人承擔了許多維權的成本和壓力。而目前在國內,和解退款對這個案件本身來說,是最「圓滿」的解決方式了。
至於不接受和解,趙娜有一點小小的「私心」。她想和同學們一起試試,在現有法律的範圍內,「粉紅稅」這個問題的邊界能被推到多遠。「法律本身是有滯後性的。我希望通過一張公開的判決書,讓全社會都能看到。」
最終,他們沒簽那份帶着「不公開」條件的和解協議。他們收到了歐萊雅149元的全部退款,也選擇了撤訴。
「粉紅稅不隊」
回顧那些來回拉扯、溝通協調的過程,即便作為法律系學生,張含宇也常常寢食難安。司法熱線很難打通,着急溝通時,她內心就無比焦灼。她不是性格強勢的人,但「作為原告,溝通時也要裝作強勢一點」。
對於歐萊雅客氣的說辭,她不完全滿意,「可能我們有點『得寸進尺』,想講理,讓他們意識到(基於性別的定價差異)是有問題的」,得到的反饋依舊是客氣的,對方回應「只有等到法務出意見之後才能講」。
有許多個感覺到受挫的時刻,「作為學生太弱勢了,舉證困難,調解書也拿不到。隊裡研究生學長也提到,公益訴訟特別難,一般通過消費者協會或檢察機關提起,基本是集體訴訟。」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她覺得盡力了。「不能因為一個比賽讓自己傷心是吧?」
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是意外了,徐佳林覺得「幹了票大的」。現在回顧起來,她還是有點遺憾,「還是膽子太小了」。她和張含宇都是性格謹慎的人,一開始完全沒想過向更有經驗的人求助,面對強勢的企業還是「有點怕怕的」。
他們很快把重心轉移到公益層面,讓更多人了解到「粉紅稅」和背後的維權細節。組裡另一位同學結合這段經歷,撰寫了《粉紅稅維權完全指南》,發在社交平台上。
有許多支持的聲音,也收到了一些質疑,覺得他們小題大作了。對此張含宇並不意外,從一開始,身邊就有不同的聲音,「學經濟學的同學跟我爭論,她覺得這是市場經濟調節的產物,因為女生喜歡這樣的產品,需求會把價格抬上去」。
她不贊同,「男女性都有這種被差異化對待問題。我們只是選了一個女性處於弱勢地位的產品(作為案例)。不論性別,我們要追求的是品牌在定價上的性別中立。」
這也是其他成員的感受。小組裡的男生,從對「粉紅稅」沒太多概念,到逐漸了解,一邊看資料,一邊感嘆,「女生好不容易啊」,也聯想到自己的生活,對男生來講,也有定價更貴的產品,像球類裝備、運動鞋等等。
生活里微小的改變在發生,爸爸有天對張含宇說,看到網上有評論講,搜索首飾盒和釣魚的漁具盒,看上去差不多的產品,價格差也能達到一倍。「他以前不會意識到有這樣的價格差存在」。
案件在法律層面終止後,在更廣闊的世界裡獲得了迴響。某晚張含宇無意中刷到「粉紅稅」相關的話題衝上了熱搜第一。那個話題叫「為什麼粉色要貴這麼多」,討論里有人提到了他們在做的事情,群里幾個人都很激動,之前的受挫和陰霾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慰。
真正深入了解,他們才發現「粉紅稅」那麼普遍地存在於生活中。某些「暖宮貼」比「暖寶寶」更貴,有的店鋪粉色鍵盤價格更高,甚至連拐杖,帶上「女士」和「男士」字眼的搜索頁面也不一樣。「這種現象廣泛存在,證明我們的訴訟是有價值的。」
他們也憑藉這個案例順利進入了「小城杯」決賽,「粉紅稅不隊」,幾個年輕人用隊名代表立場。答辯現場,平時有點「不着調」的隊友一身正裝,做最後的陳述,「這次寶貴的機會,我們能夠跳出消費者的身份,以法律的視角審視,『粉紅稅』這一司空見慣的現象,讓我們去思考,向來如此,便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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