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和《赤地之戀》無疑是反共的，在中共執政的政治生態環境中，被官方否定是其必然的命運。古遠清教授失敗的抗辯引出兩個重要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接前文）
夏志清等人的評論很對，《秧歌》和《赤地之戀》除了其藝術上的非凡成就，無疑是反共的。其反共性質，自然逃脫不了中共意識形態管理官員的金睛火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傳入中國之後，幾十年來，儘管張愛玲在整個中國大陸相當出名了，她許多作品一版再版，然而《張愛玲全集》根本不全——《秧歌》和《赤地之戀》從來沒有正式出版過，中共官方，或明或暗，就等於把這兩部作品禁了。許多學者、教授，包括一些所謂的張愛玲專家，自然也相當識時務，「聰明」地繞過這兩處危險之地，因而也讓無數的「小資張迷」在他們的影響下踏上「嚴重誤解」張愛玲的歧路上。而另一方面，對夏志清的批判，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的批判，一直進行着。
規模較大的一次在2016年。這年《中國文學批評》季刊第二期刊出「夏志清文學史觀質疑」一組文章。這個季刊創刊於2015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與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聯合主辦，主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該雜誌號稱是一份高規格、高質量、高水平的刊物，宗旨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為目標，以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中心，緊密結合當代文學創作和鑑賞的實際」，其來頭其陣勢很是嚇人。
這組「夏志清文學史觀質疑」文章，打頭陣的是袁良駿的<夏志清的歷史評價>。就以此文，這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非常粗暴地把一位張愛玲等一批作家的伯樂否定了，更把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否定了。
有反駁的嗎？也有。2016年8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及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古遠清教授撰寫了<給張愛玲戴的帽子太沉重——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篇頭條文章>一文，2017年3月15日發表於《南方文壇》上。我這位武漢朋友的策略是拋棄夏志清，救助張愛玲。
怎麼拋棄怎麼救助呢？古遠清說：袁文「有助於國內學界破除對夏志清的迷信，讀後獲益匪淺」，而且，文章「寫得大義凜然，愛國情懷十分可敬」，但——
我們不能因為夏志清「破口大罵」大陸紅色政權，就以牙還牙，恨屋及烏，把夏志清讚揚得十分過分的作家，也來個「破口大罵」，如「頭條文章」說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系「反共反華小說」，就很不客觀。
古遠清認為，說張愛玲「反華」完全是無的放矢。因為有相當一批境外作家不認同政治中國，但熱烈擁抱文化中國，有後一點就足矣。至於說張愛玲「反共」，古遠清認為也不可以。他說，夏志清認為張愛玲「反共」，你袁良駿自認與夏志清水火不容，卻又附會同意夏志清說張愛玲「反共」，豈非十分弔詭？古遠清認為，《秧歌》《赤地之戀》這兩部小說內容複雜，袁良駿給張愛玲戴的帽子太大了。如果這兩部是「反共反華小說」，那「新時期」出現的眾多寫大陸陰暗面的作品，如寫反右鬥爭的《天雲山傳奇》，揭露極左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還有比《秧歌》火藥味似乎更濃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又該作何解釋？！
古遠清說的「新時期」是一個政治術語，全稱是「新的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也算是文學術語，有「新時期文學」的說法。我把「新時期」定位始於1976年「四人幫」倒台終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還可指出，這個時期中國作家、詩人創作的一些作品，與其說是「新時期文學」，不如更確切地說是「文革後文學」。我在我撰寫於八十年代的博士論文，《緊縮與放鬆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也在我九十年代編著的英文詞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文化用語大典》）一些條目中，對那十幾年的「文革後文學」現象作了許多論述與評介。一言以蔽之，那眾多寫「陰暗面」的作品，客觀上就是反共的，雖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或者雖然作者標榜「第二種忠誠」。經歷了十年文革「封建法西斯專政」下的民族劫難，人們痛定思痛，悲憤控訴，深刻反思，不但控訴和反思文革的罪惡，進而也控訴和反思文革之前毛澤東獨裁專政的罪惡。所以出現控訴「反右」運動的感人至深的《天雲山傳奇》，出現揭露極左政治對農民最基本生存權利剝奪的《李順大造屋》，出現「比《秧歌》火藥味似乎更濃」的大饑荒慘烈故事《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這有什麼難以解釋的？
古遠清勇於抗辯，其志可嘉，但他訴諸的邏輯很有問題，或者直白說吧，其出發點就是錯的，因此他這個質疑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不過，他的抗辯引出兩個重要問題，確是很值得深思：其一，一個文學作品有反共思想傾向，其文學藝術價值就要一筆抹殺嗎？其二，更關鍵更要弄清的是：反共對不對？應該否定還是可以肯定？如果反共是錯的，自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的話有理：「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但如果反共是對的，那麼，這類作品就應該肯定，如果其文學藝術性又很高，則更是錦上添花，皆大歡喜。
那麼，反共究竟對不對？中共黨章總綱明確聲稱：「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為了這個理想和目標，當年毛澤東妄想按他的「五七指示」把全中國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實現他的「社會大治」設想；現在，習近平野心更大，他企圖為全世界「指明方向」實現他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此號令他的追隨者「不忘初心」。就是為了他們的這個理想和目標，當年毛澤東獨裁專制，搞「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更發動文革，致使整個民族遭受空前劫難；現在習近平繼承毛澤東衣缽，搞個人崇拜，更以「數字極權主義」進行高壓統治，其內外政策已經造成巨大的惡果，如果再因台灣問題引爆戰爭，那更不單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災難。這樣的「共」，該不該反？！擴大來說，一百幾十年來，人們為實踐馬列主義所描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已經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信奉馬列的國家不是貧窮就是腐敗，人民也失去自由，事實上這樣的國家也越來越少了。今天，擺在我們面前，歷史與現實給出的答案，難道不是已經非常明確了嗎？！
所以，所謂反共，在意識形態上，無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義法治人權，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在文學領域，就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揭露和鞭撻「假醜惡」，追求和頌揚「真善美」。（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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