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的道路

昨天關於「何偉賣車」的文章沒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給大家匯報一下，已經有一些人聯繫了幫何偉賣車的朋友，大概率能夠成交，非常感謝大家。

其實我也有一個私心：如果實在沒人買我就買下來，作為有杏書店的一個「流動書攤」，上面放何偉的書，可以開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買過所有何偉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寶上買的，前些年淘寶店鋪還可以買英文原版書。

在他的所有書中，我最喜歡《甲骨文》。這本書中寫到陳夢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讀了該書的英文版，文革開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場景，認為某種生活要來了，就選擇了自殺。

我碩士讀的是現代文學，早就知道作為詩人的陳夢家，他1949之後的經歷卻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讀到了巫寧坤和他的《一滴淚》的故事，後來到處找《一滴淚》這本書。

這說明，何偉是懂中國的。

疫情開始，他在《紐約客》上的文章稱讚了防疫管控，這讓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當時也很失望，後來能夠理解了：他是在為美國讀者寫作，心中作為對照的，可能是美國的「亂象」吧。

何偉是愛中國的。這種愛現在看來有點不合時宜，美國人怪他，一些中國人也怪他。

他的《尋路中國》在中國最受歡迎，可能是書名的原因。很多中國人也都在「尋路」，過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尋找方向，這也是中國人熱愛宏大敘事的原因。

但是何偉對宏大敘事沒有太大興趣。我讀研究生時的一位同學，是何偉在涪陵師專當外教時候的同事。她昨天轉發我的文章，告訴我：在涪陵的時候，何偉和「同事們」其實沒怎麼成為朋友，大家因為種種原因，對這個外國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為朋友的，是他的學生和他接觸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後來他一直關心自己當初的學生，就像一個普通而熱忱的老師一樣。這是理解何偉最重要的一個角度：他關心的是中國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當成是普通人。

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在中國擁有這麼多讀者。他對中國的理解，是「正確的」嗎？或者是「深刻的」嗎？這並不重要，因為中國是如此複雜，並不是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但是，有一點是真實的：他對中國的理解，擁有廣泛的共鳴。

他的意義也在這裡：給中人一個視角，「原來我們在一個美國人眼中是這樣的。」很多人因為這個視角，獲得了某種靈魂出竅的時刻，有溫暖有鼓勵，也有珍貴的幽默感。

對讀者來說，這是最好的時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強調的，「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但是，作為中國人，出國很難，外語又不好，你如何能夠從世界看中國呢？何偉就是老天給大家的那雙慧眼。

這種「外部視角」當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認為這很珍貴，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讀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的一些書。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親是當時聖約翰大學（周有光就是從這裡畢業）的老師。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東京，等讀大學才回到美國。她在一本書的前言中談到，自己對中國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鄉」這樣的說法。

她對「中國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認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華北革命」，中國剛開放國門，她就申請到南京大學訪學，到「淮北地區」實地調查，這真的很可貴。

我願意把這理解為「人類身上珍貴的天真」。

我在哥大訪學，有一次拜訪黎教授，他已經很多年不能到中國了，但是一直在幫助到紐約的中國人，幫高耀潔解決在紐約的各種生活難題（剛來的時候甚至陪她買麵包），申請低保，組織一個學生小組，這麼多年一直堅持幫助高醫生。

我問他一個很「中國式」的問題：你幫助過這麼多中國人，誰最讓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負義、或者後來變得不太體面的人。他笑了：沒有，沒有一個人讓我失望。這就是「珍貴的天真」。如果有這種「分別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對中國人「無差別」的愛。

我認為何偉身上也有這種天真。如果沒有這樣的天真，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為什麼要跑到中國去呢。

有一次見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從成都來的，告訴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個Peter？啊，是何偉，Peter Hessler。」

車賣掉，可能，他以後就變回Peter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